大家好，感谢邀请，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唐朝仗刑的问题，以及和苔刑是什么的一些困惑，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下面将为大家分享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，解决大家的问题，下面就开始吧！
本文目录
[One]、苔刑是什么
苔刑也叫做杖臀，打屁股。苔刑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刑罚，汉唐时代的身体刑主要分为笞刑和杖刑，笞刑是用木板责打犯人的背部、腿部或是臀部的刑罚，一般用于犯罪情节较轻的人身上。笞刑和杖刑的使用数量在唐朝才被真正的写进法律：《唐律疏议》对于笞刑和杖刑做了明确规定，杖刑五等，从杖六十到杖一百，不可以增加，笞刑五等，为笞十到五十。
[Two]、古代刑罚苔刑是什么
笞刑，指中国古代用竹板或荆条拷打犯人脊背或臀腿的刑罚，是对犯有轻微过错的犯人所使用的惩罚手段。笞在中国奴隶社会已广泛使用。秦律有“笞十”、“笞五十”的规定。汉代也有笞刑。汉文帝时废除肉刑，用笞刑来代替肉刑，笞刑变成了惩罚重罪的一种手段。由于笞刑数量很多，往往还没打完犯人已经被打死了，即使没有被打死，也得残废，所以汉景帝时减笞五百为三百，三百为二百；不久又改三百为二百，二百为一百。魏晋时也有笞刑，但妇女受笞刑不得笞臀而笞背。南北朝时候的杖刑，实际上就是隋代以后的笞刑，用于对轻罪犯人的一种惩罚。定为[Ten]、〖Twenty〗、三[Ten]、四[Ten]、五十等五个级，都可以用钱来赎刑，唐代以前，笞刑可以施加在犯人身上的脊背、臀部、腿部等各个部位。唐代规定为臀部和腿部。明清笞刑沿袭唐宋，也分为五等，可以用钱赎。
[Three]、清朝时期，遣刑与流刑的区别
〖One〗、古代把猎人押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的刑罚。
〖Two〗、隋唐之际，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。在五刑制的确立中，流刑的出现具有特别的意义。流刑的来源虽早，然秦汉以来，这种以乡土观念为前提的惩治方式并未得到经常的实施，这意味着其惩治力度如何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司法实践的检验，这明显与死刑、徒刑、笞杖刑不同。
〖Three〗、其次，在秦汉以来零星出现的“流”，多将犯人流至边方，其实施的重心仍在劳役，而非流远本身，这与五刑制中流的特征也有很大的差距。[1]流刑在南北朝后期进入五刑体制，占据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，并改变自己以劳役刑为重心的特征，而以把犯人流至远方作为主要的惩治内容，其中恐怕与魏晋之际法律儒家化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。
〖Four〗、《唐律疏议》注解“流刑三”一条，称，“《书》云：‘流宥五刑。’谓不忍刑杀，宥之于远也。又曰：‘五流有宅，五宅三居。’大罪投之四裔，或流之于海外，次九州之外，次中国之外。盖始于唐虞。今之三流，即其义也。”[2]这可能是对这一历史事实比较好的注解。
〖Five〗、正是因为流刑进入五刑制有这样较为特殊的背景，尽管五刑制的确立在中国古代刑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五刑制本身从一开始也是有缺陷的。流刑惩治力度不足，与其在五刑制中的地位不相符合是其中的关键问题。这一点在五刑制刚刚确立的唐代就已经十分明显。
〖Six〗、唐代流刑三等，即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。三流均居役一年，且不加杖。[3]官员流者不需居役，只附籍当地，如同百姓，待期限一满，“有官者得复仕”。[4]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后，也附籍当地，流限一般为六年，不应流而特流者为三年。期满，即可返回原籍。
〖Seven〗、对于这种流刑的惩治力度，北宋熙宁中，大臣曾布有明白的解说：“---大辟之次，处以流刑，---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，而又失轻重之差。古者乡田同井，人皆安土重迁。流之远方，无所资给，徒隶困辱，以至终身。近世之民，轻去乡井，转徙四方，固不为患，而居作一年，即听附籍，比于古亦轻矣。
〖Eight〗、”[5]可谓一语中的。还可以再与次流刑一等的徒刑相比较。唐代徒刑五等，居役年限自一年、一年半、二年、二年半、三年不等，虽无流远之苦，然“著钳若校”，在官吏监督下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，却比犯流刑者要长。徒刑实际惩治的强度，与流刑相去不远，甚至轻重有所倒置。
〖Nine〗、隋唐以后，五刑制基本为以后各朝代继承，成为官方明文规定的刑罚体系。为此，解决流刑三等惩治力度的不足也成为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课题。宋代于建隆三年（公元962年）定“折杖法”，以杖折徒流，流刑四等即改为加役流，决脊杖二十，配役三年；流三千里，决脊杖二十，配役一年；流二千五百里，决脊杖十八，配役一年；流二千里，决脊杖十七，配役一年。
〖Ten〗、[6]宋代独具特色的刺配由此得到充分的发展。[7]宋代刺配集刺、杖、流于一身，堪为降死一等的重刑，自宋初作为免死的刑种出现以后，行用逐渐频繁，法规日见繁密，实施日见规范，为司法者所倚重至于出现滥施的局面。刺配起到的其实是五刑制中流刑本应承担的任务。
1〖One〗、金人明言流刑“非今所宜”，而以徒代流，即二千里比徒四年，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，三千里比徒五年。[8]《大金国志》载：“徒者，---实拘役也。徒止五年，五年以上，皆死罪也。”[9]传统的五刑制下，徒刑从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，《大金国志》称金代徒刑至于五年，又言五年以上为死罪，传统流刑为徒刑所代已成为事实。
1〖Two〗、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元代的“新流刑”。[10]所谓的“新流刑”是指流远与出军。它们都是从蒙古族古老的惩治方式中脱胎而来的，从元代建立以来一直得到实施，并且有日见倚重的趋势。出军与流远的主要去所在素为“瘴疠”之地的湖广与北鄙的辽阳。[11]罪犯一般是南人发北，北人发南。
1〖Three〗、出军的罪犯到达配所之后，主要是“从军自效”，以增强边方镇戍军伍的实力，流远的罪犯似以屯种为主。原则上，除了大赦，出军与流远的罪犯要终老发配之地。与传统流刑相比，其惩治力度之强不言而喻。出军与流远起初并行，至元仁宗、元英宗年间，出军逐渐进入流远刑，使流远刑成为一种包括多种惩治方式，具有多种层次的刑罚，并进而进入了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。
1〖Four〗、《经世大典·宪典》规定的五刑制中，流刑被正式界定为“流则南之迁者之北，北之迁者之南”。[12]这标志着包括了出军的元代的流远刑成为一种新的流刑，并正式代替了五刑制中传统流刑的位置。
1〖Five〗、就唐代以后各朝实际应用中的刑罚看来，死刑、徒刑、笞杖刑的实施相对比较稳定，而降死一等重刑的调整却是十分频繁的。
1〖Six〗、在这样的调整之下，传统流刑基本没有得到行用，真正承担惩治降死一等重罪任务的，是各朝代根据当时的需要和本朝的特征创建的新的惩治手段。
1〖Seven〗、明初律、令明确规定，以传统的五刑制为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，其中流刑仍分传统的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三等。
1〖Eight〗、其中，《大明律》规定的处以流刑的条目约有45条。适用的对象分缘坐与实犯流刑两种。就设置的惩治力度而言，流刑仍处于传统的死刑与徒刑之间。如《刑律》“谋杀人”条规定，凡谋杀人，若伤而不死，造意者绞；从而加功者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；不加功者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
1〖Nine〗、[13]那么，《大明律》规定的传统流刑将如何落实？而最重要的，明代将如何解决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了的传统流刑的不足？降死一等重罪的惩治如何有效实现？
20、吴元年（公元1367年）十二月，《大明令》和《大明律》同时修成。关于流刑，《刑令》一条规定，“凡官吏犯赃至流罪者，不问江南江北，并发两广福建府分及龙南、安远、汀州、漳州烟瘴地面安置，其上项烟瘴地面附近州府之人犯赃并发迤北边塞处所。
2〖One〗、”[14]《大明律·名例》“徒流迁徙地方”条下也规定：“流三等，照依地里远近定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安置。直隶府州流陕西；福建布政司府分流山东、北平；浙江布政司府分流山东、北平；江西布政司府分流广西；湖广布政司府分流山东；河南布政司府分流福建；山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；山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；陕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；广西布政司府分流广东；广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，四川布政司府分流广西。
2〖Two〗、”[15]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，首先，尽管法典规定了流刑三等的距离，法律在此之外却又设置了流犯具体的发送去所。传统流刑作三等的区别，本是为实际发配作标准的，这样，区别显然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；再者，就规定的去所而言，两者都具有南北易置的特征，即南方流犯发北，北方流犯发南。
2〖Three〗、北方多为边塞之地，南方都为烟瘴荒芜之所。这与传统流刑的发配特征也显然是不符合的。这意味着，尽管在刑制中，法律规定的流刑具有传统的特征，但即便是在法律的层面上，这种传统已经是不完整的了。
2〖Four〗、大致在洪武十八年以前，明代流刑在一定规模之内得到实施。
2〖Five〗、流犯的编发就是按照上述律、令规定的具体地理位置发送，不作三等的区别。洪武〖Fourteen〗、年（公元1381年）三月丙戌的大赦诏专门提到，“安置、徒流未至地方者，---并释还乡。”同月，朱元璋对刑部的诏令即为上文的“地方”提供了注解：“犯流徒罪者不宜处以荒芜之地，但定其道里远近，令于有人民处居之，以全其生。
2〖Six〗、与此同时，相当一部分流犯则以“输役”来代替实际的流放。输役的方式多种多样。仅《实录》的记载来看，洪武八年至十八年，十年间，太祖曾有三次对刑官下达如下的处置命令：洪武八年（公元1375年）二月甲午，太祖下令，命流罪犯人“凤阳输作一年，然后屯种”；洪武十六年（公元1382年）正月，令流罪犯人代农民力役，以赎其罪；洪武十八年（公元1385年）六月，又命法司，罪人应流徙者，发凉州木速秃、杂木口、双塔儿三递运所充车夫，俾运军需。
2〖Seven〗、传统流刑的废而不用此时已经初露端倪。
2〖Eight〗、为了加大社会治理的力度，在洪武十八年及以后的一两年内，朱元璋连续颁布了著名的四编《大诰》。为保证《大诰》的流传，在《大诰》首篇，即《御制大诰》的篇末，朱元璋明确规定，官民犯罪，若持有《大诰》，笞杖徒流罪名可减罪一等。
2〖Nine〗、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条《诰》文同时也规定了，如果没有《大诰》，还要罪加一等。[18]但是，洪武二十八年（公元1395年）朱元璋再提减等问题时，并未提及《大诰》加等之事，只规定“法司议罪各引《大诰》减等，若遇恩例，则通减二等”[19]。以后，“《大诰》减等”几乎成为专有名词，“《大诰》加等”却罕有提及。
30、《大诰》颁行之后，以朱元璋对《大诰》的重视，《大诰》减等的命令应该很快得到了遵行，[21]并应该有普遍的实施。而洪武末年对《大诰》及相关命令的重申，更使《大诰》及“减等”的命令进入了祖制的范围，得到遵奉。弘治年间，吏部主事杨子器上疏，其一条云，“今内外问刑衙门宜追审犯人果有无《大诰》，有者，始许减等论罪，不可仍前概拟为有《大诰》，虚减其等。
3〖One〗、”[22]在地方，也有如下的记载：“乡之人有自官司讼回者，曰，某也罪，流罪徒而里而年不等，某也罪，杖罪笞而数不等，俱有《大诰》减等。---问于乡之长老，始知亦制也，内自司寇部，外而诸司，但问刑者皆然。”[23]可见《大诰》减等普遍实施的事实。
3〖Two〗、以此为前提，在一些律家编录的有关法律文书中，“《大诰》减等”被编成常用的“招议之式”之一。[24]
3〖Three〗、《大诰》减等的规定本适用于死罪以下的各个刑种，但其间受到影响最大的却是流刑。笞、杖、徒刑本身分成五等，减一等处置并不影响刑种本身的行用，而流刑的情况却有不同。
3〖Four〗、《大明律》规定，“二死三流同为一减”，即流罪三等若减一等处置，则均为徒三年。[25]这样，身犯流刑的罪犯，如果收有《大诰》，罪减一等，则均按徒三年处置。
3〖Five〗、“《大诰》减等”本来是一个相对偶然的历史产物，在明代却成为传统流刑废而不用的重要契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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